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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维迎:追求自由意志和沉思的生活

www.peopletop.com.cn(2019-01-04)来源:西部新闻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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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人生最难得的是自由
  
  问:2012年后您卸去了所有的行政职务,不再担任行政职务是否有一种“无官一身轻”的感觉?可否给我们讲讲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?
  
  答:当然有了。原来搞行政工作,很事务性。最重要的是你没有很多自由的支配权,今天要见这个人,明天要见那个人,今天要出席这个活动,明天要出席那个活动,少有时间做我个人感兴趣的、适合自己的事情。
  
  我在卸任了行政职务之后,有两年的学术休假。那两年我去了好多过去我不可能去的地方。比如南极、北极、南太平洋,挺好玩的。对我自己来讲,我最大的乐趣是读书,我想做的就是读书、研究、教书,也是我现在做的事情。另外我在思考一些问题,这些问题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问题,我对经济学本身有些反思,所以这几年收获还是蛮大的。
  
  问:您是一个喜欢探险的人吗?
  
  答:我喜欢在学术上探险,并不喜欢自然的探险。(去南北极)听起来蛮(危险),其实不是探险,很安全(笑)。在离开人们热闹的都市之后,到那些地方会思考一些问题,这些问题在忙碌当中是不会去思考的。比如去北极,发现人类真的非常神奇,我们在一万多年前,就选择了地球上所有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。对于那些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,今天却可以去看它,去体验它。
  
  问:喜欢现在的生活还是以前忙碌的生活?
  
  答:我当然喜欢自由的生活。人生最难得的是自由。有自由的心,也得有自由的身。有时候有些人有自由的心但没有自由的身,有些人有自由的身但不一定有自由的心。两者都有非常难得,我觉得很享受。
  
  问:那这种自由的状态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不安的感觉?
  
  答:不会。自由不是无所事事,自由是指自由意志可以发挥作用。你自由地思考这个世界,不受束缚,随心所欲不逾矩。尤其对于学者,(自由)是最重要的。坦率地讲一般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如果你内心有一种力量和追求,这种自由对你来说就是财富。如果你内心没有追求,那自由对你来说,就会很无聊。亚里士多德讲,人有三种生活:享受的生活、政治的生活、沉思的生活。我讲的自由就是过一种沉思的生活。追求政治的生活,即荣誉、地位、权力,或者享受的生活中的金钱,反倒是不自由。真正的自由是意志的自由。我们一般人理解的自由,就可能像康德批评的那样,只是选择手段的自由。其实更重要的是选择目标的自由:追求什么,不追求什么。很多人认为自由就是手段的自由,这种理解是错误的,比如要满足吃的欲望,可能有好多种选择,如甜点、佳肴,那个时候的自由只是欲望的奴隶,是它在支配着你。所以真正的自由、心灵的自由,是选择目标的自由。
  
  经验是一种财富,也是一种负担
  
  问:回顾您的经历,似乎有两条线在同时进行并且交织缠绕,一条线是您的求学治学之路,一条线是您积极参与中国改革之路(包括经济和教育双方面)。您自己怎么看待这种双线进行的道路呢?这两条线您更看重哪一条?
  
  答:人的生活不能够完全进行设计,我是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人。我觉得对自由有特别的偏好的人,比较适合做学术性的工作,这是一种沉思的生活。当阴差阳错地被支派去做其他事情,那我就要追求卓越,在能力和权力范围内,我希望按照我的意志去做,而且要做到最好。对于改革和以往的工作,我有责任把它们做好。这也是我的一种理念,你之所以在这个岗位上,是让你在这个岗位上做事。而做事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,不是简单地听命于别人。那也不是我的性格。有段时间我就是这两条线都在进行。但我觉得我现在很好,因为你同时追几只兔子,最后一只都追不到。如果有目标,比较单一的话,人的心理比较单纯。
  
  问:这两条线会互相影响吗?
  
  答:做学问,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人生经历。在这个意义上,行政经历对好多学问也有很多帮助。实际上,(这种帮助)毕竟是有限的,因为你今天做了这个事情,就不能做那个事情。当然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分清好坏,因为某一个工作当中的问题,可能启发你一个很好的想法。我在2000年发表的《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》,很大程度上就是搞行政以后得到的感悟。我现在谈到理念、领导力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,也是我在行政工作中得到的感悟。所以两者并不是绝对矛盾的。但实际上还是存在矛盾,如果我继续担任行政工作的话,就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深入地思考问题。
  
  问:怎么评价担任行政职务的经历?
  
  答:过去的东西都是一种财富,过去的痛苦,在未来都是财富。这就是人生。你今天觉得最艰难的事,几十年之后就会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事情。我觉得要活在当下,当下面对的事情就沉浸于它,做好它。
  
  问:您做过很多事情,比如治学,参与创办CCER,将光华推上国际化之路,比如十年前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,80年代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等等,您本人最看重的事情有哪些呢?哪些是您觉得做得比较成功的?又有哪些遗憾?
  
  答:我最自豪的东西,当然是我学术方面的成果、我的所思所想,以及它们对社会发生的影响。我觉得当时一块参与创办CCER、在光华的工作也是有价值的。但遗憾的事情也有很多,如果现在做的话不会完全(像当时)那么做。实际上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,因为人本身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,人本身是无知的;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过一遍,再重新去做。经验使你变得成熟,但也使你失去锐气。比如,开始在光华的时候我觉得锐气很大,慢慢地锐气就不够。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什么东西都得到。经验是一种财富,也是一种负担。当你在某一方面已经炉火纯青时,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创新,不敢提出新的问题。这个社会就是很奇怪,很多时候某些人因为知道得少,所以胆子比较大,(敢做)这样社会才能进步;知道得多了,经验多了,反而畏手畏脚,左思右想,这时可能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创新出现。
  
  问:一定要具备一些异于常人的东西才能创新吗?
  
  答: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创新的基因。人类有很多好奇心,都希望与众不同,但又害怕冒险。要创新,就要让人们愿意冒险,给人们纠正错误的机会,这些非常重要。
  
  无论是学术上、政治上、商业上的创新,不同的人都是有区别的。一个人被交予一项权力时他就产生一种责任心,被责任心所驱动就会做事。每个人都是这样,当然有些人(责任心)大,有的人(责任心)小。对于我个人来讲,做任何事情,我不喜欢循规蹈矩、不喜欢重复别人,如果我不能做得比别人更好,我就不愿意做它。
  
  学术研究必须自由
  
  问:您在西北大学毕业后在体改委工作,应该是一份很好的工作,这时为什么想到要出国留学?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自己适合走一条做经济学家的道路?
  
  答:研究生毕业时,我认为自己比较适合搞学术。第一,我这个人逻辑性比较强。第二,我不爱重复别人的观点,有自己的想法,我认为这个很重要。当然,我也不希望受到很多其他东西的束缚,比如在政府的话就是地位(束缚)。我当时在体改委的研究所,相对比较自由,如果完全是行政化机构我肯定受不了。我们在体改委的时候(也被人说),我们经常在晚上看书,睡得很晚,早上就会起得很晚。马上就有人反对,说这些年轻人不像话,人家都上班,他们还在睡觉。我不愿受这种委屈,所以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过学者型的生活,不适合行政性当官的生活。
  
  我认为搞学问的话要接受良好的、系统的、科班的训练。我当时也有接受训练,但我需要出国深造。仅仅靠在国内受过的教育不足以实现我自己的追求。不过,很多事情也不是人能控制的。1983年,我写了《为钱正名》这篇文章,当时受到很多批评。如果没有这篇文章的话,我可能不会来北京,说不定会留校,在西北大学当老师。发了这篇文章以后,老师、领导认为我犯了错误——现在想来可以理解——老是来对我进行教育和批评,就很难受。当时感觉我得离开这个地方;另外,这也创造了一个机会,让很多人知道我、认可我,然后我有机会来到北京。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。但是偶然当中也有必然性。我认为你的性格所决定你的东西,长远来看它会表现出来,这就是你的路径,但就某件具体事情的话,真的偶然性太大。
  
  问:当时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怎么酝酿出来的?
  
  答:1983年底写硕士论文,我想定一个现实性比较强的(题目),就定了改革。鉴于我受的教育,对西方经济学,尤其市场理论都比较熟,那我就研究价格的改革。并且我发现当时的价格改革思路都有问题,所以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路。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受理念的束缚,(认为)社会主义价格必须由政府制定,而且政府有能力制定这个价格。价格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?是因为政府在制定价格的时候没有运用科学的方式、没有尊重价值规律。如此只要政府来尊重价值规律,用这个合理思路来调整价格就可以了。我一开始就觉得很奇怪,政府怎么能制定出合理的价格?政府要了解供求,怎么能收到那么多信息?这不可能。所以要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。那么就需要放开价格,不是政府管着,只要政府管着就不可能合理。所以改革的思路就很自然了。
  
  问:为什么是双轨制的思路?
  
  答:双轨制实际上是指不能一步放开,因为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价格连着福利、连着税收,连着财政,还有人的适应行为,放开了企业都不适应。双轨就是一步一步地放,先把计划外的放开。原来的计划有个基数,我先把基数固定下来。比如一千万是个基数,增长超过一千万的就不管了,就是市场的了。然后逐步地把计划内再调整,逐步放开,就变成单轨了。所以双轨是一种过渡方式,从边际上引入市场,然后走向市场体制。
  
  问:那时候您还是研究生,这样的思路是从本身的理论积累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吗?
  
  答:理论基础很重要,首先要对市场理论很熟悉。同时,你脑子里不能有那么多束缚,有束缚就不可能提出这个思路。那时候很多人说价格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,如果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,哪些可以说哪些不可以说,就很难有创新。好在我当时并不这样考虑问题,我所有考虑问题都是在逻辑上考虑,它是对还是不对,而不是附和主流的意识形态。不附和主流的意识形态,这是我现在仍然坚持的学术观点,研究不能受意识形态的束缚。
  
  学术研究必须自由,每个研究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,必须有他的自由意志。不同的观点只有通过相互争论,来明辨是非;而不是规定哪些政治正确、哪些政治不正确就不能讨论。很多新思想,一定是极少数人开始意识到提出来的。现在大部分思考是依据流行的观点来讨论。因为我们忙于吃喝拉撒,我们忙于生活,我们没有办法来考虑更深层次的东西,深层次思考的一定是少数人。所以一定要给予这些少数人自由,他们的自由关系到多数人未来的福祉。你不让少数人思考,就永远没有新的思想,社会就不会进步;社会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循环,甚至还可能倒退。这个社会要有活力、有创造性,必须有充分的学术自由。从历史上看,哪个朝代有自由,那这个朝代不仅学术繁荣,而且社会整体都生机勃勃。春秋战国时期,学术自由就创造了那样灿烂的中华文化。
  
  问:您后来比较反对“西方经济学”这个名词在中国的用法,您也一直说要“埋葬凯恩斯主义”,您学术上的这种观点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,是读博士期间,还是回国以后?
  
  答:我反对用“西方经济学”(这个词),西方经济学(这个词)本身就是带有意识形态(色彩)的,意思是说西方的是外来的,那我们就不能去(运用)。我自己本身受的教育是完全的主流经济学(西方经济学)的教育。尽管开始主要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,但后来受主流经济学的教育。我对经济危机的好多看法是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形成的,包括教育改革的好多问题也是。但我越来越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,比如我长期以来谈论的企业家精神,这在主流经济学里面就是没有位置的。我现在发现主流经济学的问题越来越多,我在反思它。虽然现在还没有其他理论去替代它,但我认为反思很重要。科学到一定时间可能会发生一个范式的转变,因此我们要大胆地提出问题。
  
  问:您期待过自己获得某种经济学方面的崇高荣誉吗?
  
  答:没有。我认为做学问的人不能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。做学问是过程本身的快乐,你指出自己认为对的东西,尽管不一定大家都接受它。我相信那么多优秀的学者都是自得其乐,没有人是以追求获某一个奖作为目标。做学问本身是一种沉思的生活,是自得其乐的。它最大的快乐不是来自于结果,而是来自于过程本身。你跟不同的人交流,你有一个问题跟别人弄明白,那你就很快乐。
  
  你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,同别人交流之后,别人觉得有道理,那就会觉得挺得意的。很多时候别人觉得我没道理,那我就跟他争,如果在逻辑上更能够自圆其说,就觉得比他有道理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或承认自己没道理。
  
  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
  
  问:很多人认为您说话很直很犀利,甚至有人用“反叛者”这样的词来评价您。您认同这些说法吗?
  
  答:我并没有想当一个反叛者,我希望看到别人看不到的,所以很多时候我不会人云亦云地重复别人。如果你坚持科学的精神,它是逻辑自洽的话,这种犀利(是可以理解的)。我在表达一种观点时,并不去考虑其他的因素,比如我该不该说这个话,我只是就这个事本身(说话),所以横冲直撞,不停地碰到别人,就被说犀利。诺贝尔奖得主菲尔普斯(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:EdmundSPhelps)教授,他在给我送书的时候就给我送了一句话:themosttrenchantofallofus(us指的是那些经济学家),翻译一下就是类似最犀利的意思。因为我说话比较单刀直入,没有那么多的顾忌,我怎么认为就怎么说。如果你有其他顾虑,那你就不愿这么讲,久而久之,你的话就说得很圆,失去了它本身的魅力。
  
  问:您觉得这种性格是天生的吗?您的兄弟姐妹和您性格接近吗?
  
  答:人的性格很多是天生的,你必须承认很多先天的特征,不同的人还是不一样。可能我们陕西人都这样,比较倔一点。
  
  他们(兄弟姐妹)不做这个事情也不好讲。我在其他方面也并不这样,只是在我认准的学问上,我心中很有主见的东西,我认为是对的东西。有些我完全听别人的,有些方面我不愿意自己有什么主见,比如出去旅游,爱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,我懒得提意见。但我自己擅长的东西,我是丝毫不让的。
  
  问:您在乎别人对您的评价吗?
  
  答:没有人不在乎别人的评价。因为人的评价很复杂,无论何时,不可能所有人都说你好。你首先问问自己,你对得起自己吗?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,对得起自己就必须坦诚。但你得认识到这个社会很复杂,好多人的认识都要一个长期的过程,而且搞理论的话,一个观点如果一开始就有很多人认同,那肯定不是新观点。所有新的观点,新的思想,一定只有少数人去思考它,去提倡它,普通大众不会这么快去接受它,而是逐步地才接受这种思想。所以做学问就得做好这个准备。如果你自己有这种准备的话,就能够经受住这种批评。自己没有理念,就很在乎别人的评价;自己有理念,对自己有信心,别人的评价就不重要。
  
  问:外界的舆论对您造成过消极的影响吗?
  
  答:我想总的还好。但有的时候,别人对你的误解会使你烦恼。不过,我不去看那些(负面的舆论),因为眼不见心不烦嘛。任何人天天看那些批评的话,心里也会有不舒服的感觉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看那些东西。
  
  问:那您心中有什么标准来衡量自己是对的呢?
  
  答:所有的东西,必须能够从逻辑上推出来。不符合逻辑的东西我不会相信。
  
  说假话是最严重的不道德
  
  问:这几年您提到语言腐败的问题,最初是2012年您在《经济观察报》发表的文章(《语言腐败在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》)。大家都知道国内的语言腐败风很厉害,但是基本上没有人去仔细地考虑它的产生机制以及危害的程度。您当时怎么会分配注意力去关注这个事情?
  
  答:在中国好多道理没法讲,用同样的语言表达了不一样的东西。尤其是左派,常常在语言上占据道德制高点,说假话都跟这些有关。后来我看到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研究。他说为什么好多道理,人们难以接受?比如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。这样的话,一些相反的、批评的意见就很难被人接受。所以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是完全不一样的。《1984》里语言的滥用很荒唐。另外它也有科学的多元主义。
  
  语言腐败故意混淆是非。人们的交流借助于语言,这是人类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(基础),如果没有语言,人是不可能有理性思考的。而语言本身,就有特定的含义;现在的语言腐败,人们的乱用,(导致)这种科学的含义都没有了。用奥威尔的话说就是,defendsomethingindefensible,为本来不可辩护的东西进行辩护。
  
  问:在那篇文章中您列举了几个时期的语言腐败,如文革、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等,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个例子?
  
  答:语言腐败在什么时候最严重?在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某种思想的垄断时,语言腐败就会出现。因为思想垄断之后,人们为了规避政治的风险,就只能偷换概念。如果我们真正有言论自由,没有思想垄断的话,语言腐败也不是说没有——人有好多其他的约束——而是要少得多,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,你只需要遵守语言本身的规则。
  
  问: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些先贤,提到过“多谈一些问题,少谈一些主义”的观点,您认同这种观点吗?
  
  答:这个要在一定的语境下去看待。当“主义”本身已经变成一种空洞的、政治的手段时,那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。“主义”这个东西,从词根上来看,作为一种观念理论的话非常重要。对于好多问题的理解,依赖于理论,这个人类也逃避不了。如果说不谈“主义”,不谈“主义”本身背后还有一种主义,没有办法逃避它。
  
  问:您感觉提出这个概念(语言腐败)之后,在国内理解的人多吗?
  
  答:我想好多人,包括一些干部(还是有理解的)。我记得山西省有个副省长,已经退下来了,当时他自己复印了几份送人。我们国家的语言腐败到这一步,每个人的灵魂和说的话分开了,每个人都有挣扎。尽管有的人谎话连篇也不脸红,但他也有一种挣扎,所以这篇文章就会引起一些反响,特别是语言腐败在道德上的问题很明显。很多中国人对于说假话没有任何歉疚感,认为说假话没有关系。但我认为说假话是最严重的不道德。托马斯•潘恩曾经讲,如果一个人极力宣传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,那他已经做好了干坏事的准备。西方人对于说假话(看得很重),比如在法庭上,你作为证人,假设对方的辩护律师能够证明你在什么时候说过假话,你的证言就没用了。我们这个国家,说假话,大家没什么道德歉疚感,习以为常。我为什么关心这个东西?因为它给人道德方面带来一定的伤害,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它。
  
  用成功者的角度看过去是扭曲的
  
  问:您来自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农村,成长的过程是比较艰苦的,后来您通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和命运。您认为在一个人的成才之路上,艰难、困苦和曲折的考验是必须的吗?
  
  答:我刚才讲到,很多痛苦它过去了就是财富,但是如果过不去呢?现在很多知青,他们写小说,把知青的生活描写得很美好,为什么?因为他们是成功的。但是还有两千万人的生活很悲惨,这些人不会写。用成功者的角度来看过去完全是扭曲的。作为个体来讲,某一种经历对他有所帮助。但我想人还是少一点这些方面(的经历),这种经历会使人失去希望。我们不能用成功的视角看过去。上山下乡,练就人生,但是很多人的生命都丧失了。同样十个人去插队其中有一个人是成功的,那过去的故事就是美好的怀念,但另外九个人呢?生活得很悲惨。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,听从内心的呼唤,有追求是很重要的。人的生活有希望,很大程度上是内心的一种渴望。任何情况下,心中都有一种带来快乐的东西的话,对于克服这些困难是有帮助的。要有一辈子的精神支柱,不过话也说回来,什么叫幸福?幸福不一定是和物质有关的,不一定是要钱要房子。但人必然容易看到表面的东西,这是人类的缺陷;看到别人房子比我大,心里不舒服,吃得比我好心里不舒服,钱比我多心里不舒服。但是真的,人活着需要另外一番东西。
  
  问:您觉得您幸福吗?
  
  答:我觉得我还蛮幸福的。我有我的自由意志,我在做自己认为我喜欢做、我应该做的事情。
  
  问:目前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越来越少,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?
  
  答:在我们那个时代,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还比较小,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相比,还是先天因素起的作用更大一些。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,城市的环境、教育条件要好得多了,自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怎么给农村孩子创造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,我认为非常重要。当然我也看到,在我们那儿农村,很重视孩子的教育,有条件的都往城里送。我觉得眼下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。同样的考试成绩的话,农村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天赋要高。因为他是完全靠自己,他是没有外部的(帮助),比如同样一个考试找了辅导老师,和没找辅导老师获得一样的成绩。农村孩子一开始在场面上的事不适应,城市孩子机会多,不怯场,说起话来滔滔不绝,但到底谁有真货呢?不一定。
  
  推动教育平权问题非常重要,希望中国未来能慢慢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可以的,可以释放民间教育的活力。我知道很多私立学校正在这样做,招收农村学生,给他们很高的奖学金,包括光华也在这样。教育本身也是再分配。对于贫困家庭和孩子给他们补贴,那谁出这个钱?私立学校学费收得很高,开设一些奖学金,招一些优秀的学生,吃住都免费。当然你说他有一些另外的动机,比如招一些状元,这个也没办法。但是它至少帮助解决一些问题。我觉得市场可以提供一种重要的方式。基础的教育政府也得出钱。但是在政府没法出现的时候,市场、社会本身还是有一些补救的方式。现在有钱人办教育他是愿意的,关键是得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。像古代、近代也是一样,孔子的教育就是他自己开办的;近代辛亥革命前后办了多少学校,大都是有责任心的富人乡绅办的,私立非牟利的,那个时候中国教育民间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是大有好处的。
  
  问:您在怀念母亲的文章中讲到家里的生活很艰难,从那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很不容易,你十三岁的时候为生计所迫还去做过苦工。您觉得在您内心深处,有哪些因素让您不断地去往前走,去追求某些东西?
  
  答:其实这个很难讲,像我的话,当学生就要当个好学生,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要考高分、老师喜欢、同学们觉得很了不起。当真正有思想之后,你自己才更充满信心,对外界评价的在意度就会降低。如果你的内在不充实、不踏实的话,就会特别在乎外在。有一种说法: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”,你有十分,别人说十一分就会难受,人家说九分八分都可以。但是有很多人就是所谓的“浮夸”,他只有五分,别人说十分,他就很得意,其实他内心很空虚。老是希望求得别人的表扬,这就是内心空虚,如果内心不空虚就不会那么在意别人嘴上说的话。对你的尊重(是最重要的),而不是对你的表扬和奉承,那些东西太廉价了。你当个官就有人老表扬你,其实他内心老在骂你,那没什么意思。你需要别人内心真正地敬重你,即使他一句话都不说。
  
  问: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您非常爱您的母亲,您觉得她对您的影响有哪些?您怎么看待家庭生活和事业的关系?对您来说,两者哪个更重要一些呢?
  
  答: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,这个东西真的没有(一定)。有人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成功的女人,但有的人成功也是因为他家庭关系不好,他整天没事干,待在办公室。
  
  一个人的第一个老师就是你的母亲,她对你的影响是巨大的。这个影响不在于你的知识,而在于你的行为方式。你做事情之后,她表扬你还是批评你,都会影响你未来做什么。人在小时候,性格偏好都没有形成,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,很大程度上跟父母相关。有些家庭出来的孩子,心理就比较健康,有些家庭就不是那么健康。父母对金钱的重视程度,就会影响到孩子。结婚之后也是一样,如果配偶偏爱物质,也会影响到(个人的想法)。我和一般人也不太一样,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我施加过压力,要我出去赚钱、为我的兄弟姐妹谋福利。在一般的农村,他们很在乎你在哪个地方当个小官,然后可以帮忙(家庭)。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这方面要求。我结婚以后太太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要求。我们生活也还可以,也不对这些东西看得特别重。
  
  问:您谈到自己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,母亲给您的宠爱多于其他几个兄弟姐妹,同时,母亲在教育孩子方面常常言传身教。您认为这两个因素中哪个更能成其为最伟大的母亲?
  
  答:我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,她的事业就是孩子。她娇惯自己的孩子,但很小的时候她讲的故事,都是教你怎么去做一个好人。在知识层面上他们没办法帮忙,因为他们自己不识字。对于孩子读书,她会要求你其他事情都不要管,让你专心去读书,不是像其他农村孩子还要干活。我的父母和村里的其他家长不太一样,他们不太要求我给家里带来什么物质的东西,他们只要别人说我好就行。所以当时在家的时候,好多事情我不帮家里做,帮别人做。坦率讲很多农村的父母做不到这一点,会给孩子好多的压力。虽然不识字,但他们(父母)是真的有智慧的人。
  
  每天都从零开始
  
  问:您的陕北民歌唱得很好,自己偶尔也会写信天游。您是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人吗?在您的精神世界里,文学艺术扮演了怎样的角色?
  
  答:我谈不上什么爱好。这与我的环境(有关),小时候没什么书可读,书也很少,就是连环画之类的。所以我在文学艺术上并没有什么修养,虽然后来我也看一些东西,但都是补课,谈不上什么。也有遗憾,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办法。我觉得文学艺术,还是(为了)提升人的心灵,追求真善美,所以创造各种形式来满足这种追求。搞文学艺术,本身要对真善美有追求才能去做,而我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修养。
  
  问:您有什么推荐的书籍?有哪些敬佩的思想家?
  
  答:大部分的书没法推荐给别人,我不想误导大家。我不愿意写书评,就是害怕误导读者,又害怕误解作者。我没有把握自己能够把所有这些问题讲清楚,我读书更在意的是我能吸收些什么。我并不去评价整体的书怎么样,我更在意是他有四、五个观点,其中两个观点对我有启发,就可以了。而我不会去写一篇书评去评价整本书。另外我有一个特点,(读书)数量不是那么大,但收获比较大。有人曾经对我说,别人需要读二十本书,而你读五本就可以了。
  
  我也不是一个中学老师,我特别害怕给别人推荐书。我看的都是对我自己收获很大的,那怎么能保证对别人也收获很大呢?不过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多读书,只有多读书才会内心充实,不会空虚。人一旦内心空虚,就会容易受外在的刺激,更加走向动物性这方面;人内心充实,就会更走向神性的这方面,对物质的、外在的东西看得更淡。中国人读书太少还与书本身有关,这不是一个自由的世界,书本身就会消灭人们读书的兴趣。
  
  哈耶克、米塞斯、弗里德曼、早期启蒙思想家(都是很敬佩的),另外,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把很多问题讲得非常清楚。
  
  问: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,您今后在事业和生活双方面有哪些打算呢?
  
  答:没有特别具体的打算,就像现在这样,追求沉思的生活,继续做自己。我每天都清零。我的观念上,过去的事从零开始;我没什么成就,每天都是从零开始,我会有意识的来提醒自己。尤其对刚才讲的奉承的人。如果谁奉承我的话,我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,更不会有什么来往。当然我也不喜欢骂我的人。我不喜欢甜言蜜语的人,时间久了就怀疑他背后有动机。我喜欢坦诚的人。人需要敬重,而不是吹捧和奉承,这个我觉得很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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